从北疆、西宁调回来的、熟悉边地事务的退役军官转文吏。

“沈大人，这‘谋叛’一条，按总摄大人之意，需将与外虏勾结、危害疆土者单列，刑罚从重。您看草案这条，‘凡私通外番，漏泄事情，及潜谋引贼者，不分首从，皆斩，家属流三千里。’是否还需加重？毕竟陈逆之鉴在前。”

一个年轻的书吏指着草稿问道。

沈主事扶了扶眼镜，沉吟片刻。

“斩刑已是最重，家属流放，亦算严惩，关键在于‘私通’、‘引贼’的界定需清晰，避免地方官罗织。”

“可加一款，‘但边将御寇，或遣人侦探事宜，不在此限。’以示区别，至于家属，可细分为知情、同谋、供养者与不知情者，量刑稍异，以显朝廷仁恕，亦免波及过广，反失人心。”

另一边，一个来自西宁的退役军官插话，他脸上有疤，声音粗豪。

“沈大人，各位，这‘化外人’相犯的条款，得好好斟酌，在青海那边，吐蕃部落之间仇杀，或抢掠商队，若一概按内地律法‘杀人者死’来判，有时反会激起更大乱子。”

“他们自有习惯法，比如赔命价，新律是否可规定，在已归流、设府县之地，一体适用《大律》；在尚未完全归流、仍行羁縻之地，可参酌旧俗，由流官与头人共议，报上官裁定？总得有个过渡。”

评事点头。

“此言有理，新律需兼顾天下一统与地方实情，可设‘边地特别条款’一章，将此类情形细化，但核心原则不能变，譬如不得掠人为奴，不得对抗官府，重大命案最终裁定权在朝廷......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