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。

能熬过最初三四年“基础建设役”的，多是身体底子较好、性格中带有某种韧性、或单纯是求生欲极强的人。

数年后，政策出现了细微的松动和分化。

对于其中一部分在劳役中表现“驯服”、“肯干”、甚至因略通文墨而被抽去协助管理工具、登记土方而显得“有用”的徙迁者，黑袍军的管理方开始尝试一种新的安置方式。

在河套地区一处新规划的半农半牧区，几个原湖广地区小地主家庭出身的徙迁者，被召集到一起。

负责此地的连长，是个面色黝黑的汉子，说话带着陕北口音。

“你们几个，这几年还算老实，干活也没偷奸耍滑，上头有新章程，算是......给你们一条稍微像样点的活路。”

连长开门见山。

“‘基础役’你们算是熬到头了，往南二十里，划了一片草场，挨着新修的水渠，允许你们每家，领五只羊，两头牛，算是‘借’给你们的本钱，草场可以放牧，水渠边的地，允许你们开一小块种点菜，或者种点草料。”

“规矩是牲畜死了要报备，繁殖了，崽儿要和官家分成，草场是官家的，你们只有使用权，五年内，你们算是‘官营牧户’，要听调配，要服一些劳役，但比修路挖渠轻松，五年后，看你们经营得如何，再定是继续放牧，还是能分点薄田。”

“干不干？”

几个人面面相觑，眼中先是难以置信，随即涌起复杂的情绪。

放牧？

对于他们这些昔日的稻农、桑农、或店铺掌柜来说，是何等陌生！

但“熬到头”、“活路”、“比修路挖渠轻松”这些字眼，又有着致命的吸引力。